记者 巩悦悦 徐宁 实习生 吴在洁 滨州报道在线配资查询服务
10月22日清晨8点，济南薄雾未散，三辆50座大巴车集结完毕。一群身着蓝色红军装的老人正缓缓上车，他们是山东生产建设兵团战友艺术团成员，平均年龄超70岁，最小62岁，最大80多岁。当天，他们要去滨州实验学校南校区公益演出《长征组歌》。
为确保演出效果，艺术团团长陈国栋在大巴车上带领大家练声，全车“老红军”纷纷跟唱。
大巴行进中，为确保演出效果，艺术团团长陈国栋带领大家练声，全车“老红军”纷纷跟唱。乐手掏出随身乐器伴奏，车内歌声飞扬，格外热闹。车窗边，几位七旬“老红军”对着小镜化妆，涂口红、画眼线，有的还扎着小辫子，笑容像盼过节的孩子。
可岁月的痕迹藏不住。他们眼角爬着皱纹，背包里露出保温杯，有的上下车时腿脚不便，常互相搀扶。这份沧桑与车厢的热闹形成奇妙反差。这群老人从六十来岁唱到了七十多，甘愿“自讨苦吃”，只为履行一场跨越时空的“精神契约”——让今天的孩子，记得80多年前的长征故事。
演出前，七旬“老红军”奶奶对镜理红妆，扎起俏皮小辫，笑容纯真如孩童。
跨越时空的精神对话
下午两点，滨州实验学校南校区礼堂里，舞台上“长征组歌·红军不怕远征难”的字牌，在灯光下亮得晃眼。
管弦乐的前奏一响，90人的合唱团立马精神抖擞。他们穿着蓝色红军装，昂首挺胸站在舞台中央。78岁的周学英潇洒挥舞起指挥棒，他是艺术团的艺术总顾问、管弦乐团团长，乐队指挥。
《告别》的旋律响起，女声部唱得悲壮、深沉。76岁的方景苏，这位老红军的后代，心潮涌动，眼前浮现着的全是父亲说过的场景——当年父亲随红一方面军告别苏区，“男女老少来相送”的画面，随着旋律如电影般浮现。
《突破封锁线》的节奏急促、紧张。男声部唱得铿锵，台下有孩子悄悄攥紧了小拳头。苗岭秀、旭日升、百鸟啼、报新春，《遵义会议放光辉》，歌声里透着胜利的霞光，前排几个孩子不自觉地松了口气。
整场演出历时1小时10分钟，10首《长征组歌》一气呵成。从《四渡赤水出奇兵》的激昂，到《过雪山草地》的沉重，再到《大会师》的欢呼，老人们没半点懈怠。
150余位老人，平均年龄逾70岁。四年间，20余场《长征组歌》进校园，歌声直抵童心。
《四渡赤水出奇兵》的领唱冯毅唱到“战士双脚走天下”时，特意挺了挺腰板。前一天他还感冒咳嗽，可一站上台就说：“浑身都是劲儿，像真跟着红军走了趟赤水。”
舞台下，老红军后代、76岁的杨文眼里满是激动的泪花。她也是合唱团成员。这次身体不好没法上台，由于对长征组歌的挚爱，还是坚持跟着大巴车来到了现场。
当《过雪山草地》的冷光铺满舞台，她想起父亲爬雪山的事：父亲腿被划了个口子，一位比他大三四岁的女红军，把他的脚揣进胳肢窝暖着。“第二天父亲醒了，才发现那位大姐已经冻硬了，轻轻一推就倒了。”杨文说，老战友们唱的，就是把这些故事讲给孩子听。
在滨州实验学校南校区礼堂，学生们目不转睛地凝神观看，聆听爷爷奶奶们用歌声讲述长征故事。
台下孩子的反应，比老人们想的更热烈。唱《飞跃大渡河》时，有个扎小辫的女孩踮着脚往台上瞅。演出结束后，还有孩子围着穿红军装的爷爷奶奶，不肯走。
“每次见孩子这样，就觉得演出值了。”周学英指着台上的人说。
四年里，艺术团进校园演了二十多场，覆盖的师生人数超两万。
“好多学生看完演出激动地跟我说，红军当年太苦了。他们纷纷表示，一定好好珍惜今天的生活，继承革命先辈遗志，好好学习，做红色革命接班人。”团长陈国栋感慨地说：“听到学生们这样说，我们觉得自豪，我们演唱组歌的初衷达到了。”
“自讨苦吃”的晚年选择
对山东生产建设兵团战友艺术团的老人们来说，用排练和演出度过晚年，更像是“主动找罪受”，可他们甘之如饴。
这是山东生产建设兵团战友艺术团成员的又一次集结，他们的平均年龄超70岁，最小62岁，最大80多岁。
在艺术团的老人们看来，通过演唱《长征组歌》把大家聚在一起，这其实也是抱团取暖、抱团娱乐。
78岁的周学英是艺术团的艺术总顾问。十年前从前卫文工团退休后，他找了十几个爱摆弄乐器的老战友，本想“凑个小乐队解闷”。可当《四渡赤水》的旋律响起，他们一拍即合：“不如把全套《长征组歌》排出来，唱给孩子听，让他们知道红军是怎么过来的。”
这念头一出，“苦”就缠上了这群老人。从十几人的小乐队，发展到如今六十多人的管弦乐团，以及由艺术团副团长兼合唱团政委聂宜华率领的九十多人的合唱团，再加上报幕、朗诵、宣传等，共计176人。周学英和合唱团艺术指导一起，手把手教了十年。
“管弦乐团里的乐手大多不是专业院校毕业的，乐团有的老伙计连五线谱都不认识，我就从头教。”碰到切分音、分解和弦，他拍着桌子打拍子，一遍不行来十遍，十遍不行来二十遍，直到所有人都跟上。
演出前的空气里，已弥漫着长征的旋律。演奏者们利用最后的时间低声合练，每一个音符都被小心校准。
这场“新长征”的难，藏在每一次排练里。记忆衰退是头一道坎。李发国记得，单是《过雪山草地》里“雪皑皑，野茫茫，高原寒，炊断粮”这四句，老人们练了半个月，“今天把和声记熟了，明天一开口又错，常有老伙计急得直跺脚。”
可没人真的放弃。李慧刚加入时，连“二声部”是什么都不懂。老战友凑到她身边，一句一句教。为了跟上进度，她把手机里的音乐全换成《长征组歌》，做饭、洗碗时都开着听。杜凯利更拼，后来加入的她，为了不拖女声部后腿，她常在家对着手机录音反复练。怕吵着家人就躲进卫生间，有时练到半夜。
身体扛不住是最常见的麻烦。去年夏天，排练厅空调坏了。30多度的高温里，老人们一排练就是一上午。期间有位老伙计晃了晃，当场晕倒，被抬到阴凉地喂水醒来后，第一句竟是‘别因为我耽误大家’。周学英也常跟身体“较劲”，前段时间，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，可病情刚稳定，他就握着指挥棒回到了排练场。
作为从前卫文工团出来的老兵，周学英还常给团员讲每首歌背后的故事。“得让大家懂了故事，才能唱进心里。”周学英说。
支撑他们熬过苦的，是老伙计间的“抱团取暖”。刘广智记得，有次排练时乐队圆号坏了，懂修理的老战友主动把乐器带回家，熬到半夜才修好。去年下雪天，周学英本来担心有人迟到，可到了排练室才发现，老人们全到齐了，有的鞋上还沾着雪，“他们说‘红军过雪山都不怕，我们这点雪算啥’。”
70分钟的完整演出，意味着在台上连续站立超过一小时。对于平均年龄古稀的他们，仅是这个“站立”本身，就是一场硬仗。
有人问他们，一把年纪了，为啥非要“自讨苦吃”？一位老人说得实在：“《长征组歌》里每个音符，都是红军用命换的。我们多唱一次，孩子就多知道点历史，苦点累点都值。”
要拿下70分钟的《长征组歌》，对老人们来说比想象中难。记不住词、不懂乐理、站久了腰酸腿痛，这些都是常事。艺术团里不少人有高血压、糖尿病，站一小时就浑身疼，结束后甚至挪不动步。可没人退缩，10首歌下来要1小时10分钟，平时排练一上午都得站着。
“没人抱怨，活动活动接着练。唱完就觉得，像完成了一件大事。”杜凯利说，他们用长征精神要求自己，就想把歌唱好，让更多孩子知道长征精神，一代一代传下去。
皱纹里的长征记忆
76岁的方景苏，每次唱《飞跃大渡河》，眼眶总会泛红。当“昼夜兼程二百四，猛打穷追夺泸定”的歌词从口中唱响，她眼前就会浮现父亲所在红一方面军的征战场景：战士们一手攥着枪、一手夹着木板，在枪林弹雨中往铁索桥上铺板，湍急的河水在桥下咆哮。
作为红军后代，方景苏小时候总缠着父亲问：“过雪山草地时，是不是真的只能吃草根和皮带？”父亲总说，他们走在长征队伍前面，多少能分到点青稞，可即便这样，饿肚子也是常事。
“现在唱《长征组歌》，我会把这些故事揉进歌声里。”方景苏说，一开始只是喜欢这旋律，后来慢慢觉得，把长征精神传下去是自己的责任，“一想到能让孩子知道这些事，我就浑身是劲。”
在艺术团里，像方景苏这样的红军后代还有三位，76岁的杨文就是其中之一。她红着眼眶说，父亲晚年总念叨，当年参加长征，就是想让老百姓能吃饱饭、不受欺负，“我们现在唱《长征组歌》，就是想替父亲把这些故事讲给孩子们听。”
艺术团里的老人们用长征精神要求自己，就想把歌表达好，让更多孩子知道长征精神，一代一代传下去。
对艺术团里大多数老人来说，长征记忆不只是父辈的讲述，更藏在自己“生在新社会，长在红旗下”的经历里。
72岁的刘广智，退休前是普通职工，年轻时忙着拉扯孩子、照顾老人，日子忙忙碌碌。退休后加入艺术团，她的生活更忙了。每天不仅要送9岁外孙女上学，还要挤时间排练，可她从没喊过累，“一看到大家，就觉得有劲儿。能通过歌声把长征精神传下去，是件特别骄傲的事儿。”
周学英坦言，艺术团经济条件不好，没有补贴，更没有企业赞助，没有一点经济来源，全是大家AA制起家，服装、乐器、道具都是老人们自掏腰包置办的。排练演出有些老人住得远，早上四五点就得起床往集合点赶，来排练室要耗费两个多小时，可这么多年，大家从不轻易缺勤。
“上次下雨，我还担心有人会请假，结果一进门，大家都到齐了，有的鞋子都湿了。”周学英说，“这就是长征精神。”
在旁人眼里，退休后该在家享清福，凑在一起唱唱小歌解闷就行。可这个艺术团，反倒给自己定了不少严规矩：排练室里随手清理垃圾，一起吃饭必须光盘，演出时服装要整齐、精神要饱满。
校园里，一抹抹蓝色的身影，成了最受欢迎的“明星”。孩子们雀跃着涌来，争相与身着红军服的爷爷奶奶合影。
“一开始就是觉得《长征组歌》好听，想排出来唱唱。”周学英说，后来进校园演出，看到孩子们专注的眼神，才发现这是给孩子做革命传统教育的好教材，“我们一分经费都没有，大家都是心甘情愿干，有时候其他艺术团的人，还会推了自己的排练来帮我们，就为了把《长征组歌》和交响音乐结合好。对业余团队来说，这真的不容易”。
如今，老人们脸上的皱纹里的藏着的那些记忆，都变成了舞台上的歌声，一句一句唱给孩子听，也唱给这片他们守护的土地听。
在歌声中对抗岁月
在山东生产建设兵团战友艺术团里，这群平均年龄超70岁的老人，从没停下学习的脚步。
“我们这代人，大多赶上‘上山下乡’的年代，退休时都70多岁了，一辈子不容易。”周学英说，通过合唱团把大家聚在一起，这其实也是抱团取暖、抱团娱乐。艺术团团长助理兼组歌朗诵李侃也说，退休后能和老战友重聚，是最开心的事。大家借着排练、演出，回忆起当年兵团艰苦奋斗的岁月，既实现了老有所为，还能向观众传递正能量，“排练很苦，但大家没有把苦当成负担，反倒觉得‘苦得值’。”
对艺术团里大多数老人来说，长征记忆不只是父辈的讲述，更藏在自己“生在新社会，长在红旗下”的经历里。
团里的暖心事儿，比老人们的歌声还打动人。
“谁身体不舒服，其他人立马把活包了，扶着、递水、送药，比家人还亲。”副团长兼组歌朗诵朱红培说。成员杜凯利记得，一次去北京演出，乐队突然发现忘了带鼓槌，为不影响演出，团长陈国栋二话不说，亲自跑到演出场地外的树林里找干树枝代替。一不小心，松枝划伤了他的眼睛，当时肿得睁不开，他没跟任何人提，硬撑着完成演出，直到第二天眼睛肿得更厉害，大家才知道。当团员关心地问候他时，他说：“我们唱红军，就要学红军。这点伤不是事，根本没法跟红军比。”
“就像《长征组歌》里唱的‘革命理想高于天’，为了唱好这部作品，再难的事我们都能克服。”杜凯利说，每次站在孩子面前唱歌，看着自己满头白发、满脸皱纹，心里既高兴又自豪，“长征精神是革命的宝贵财富，国家在新长征路上往前走，需要这种精神接着传下去。”
艺术团舞台总监金作玲和丈夫金玉广，是团里有名的“夫妻档”。“大家一起唱长征的歌，把日子都唱成了红色的诗。”金作玲笑着说，演出时两人是并肩合唱的战友，台下是相守大半辈子的老伴，“歌声里有我们对信仰的念想，还有一起过了大半辈子的默契。”在他们的带动下，金作玲的弟弟也加入艺术团当领唱，“是大家的激情和乐团的大气吸引了我，我就想跟着一起唱红歌。”
当满头白发的他们，站在孩子们面前歌唱，皱纹里藏着的不是苍老，而是骄傲。
“我们艺术团走到今天实在不易，因为我们有一个团结一心，目标一致，特别能战斗、能吃苦、能奉献的团委领导班子。有一群志同道合、亲如兄弟姐妹的团员，关键时刻绝对顶得住，这就是我们兵团艺术团坚持到今天，并持续发展壮大的根本所在。”团长陈国栋不无自豪地说：“我们这些老战友，大都跟共和国同岁。这辈子经历过不少难，都咬牙走过来了。现在最大的心愿，就是通过我们的言传身教，让下一代扎扎实实地走好自己的路。”
从2015年艺术团成立到现在，176人的团队专心唱着《长征组歌》这部红色经典。自2023年以来，他们累计进校园演出26次，还曾走进延安大剧院，海南剧场，甚至站上了国家大剧院的舞台。陈国栋说：“我们唱长征，我们也学长征，长征精神不仅鼓励了学生，也激励着我们。”
“《长征组歌》是我们国家的红色经典，具有无限的生命力，它的旋律里藏着‘不怕牺牲、不服输’的精神密码。”金作玲说，老人们站在舞台上唱，就是想让年轻人知道，今天的安稳日子，是前辈们踩着艰辛闯出来的，“我们想让红色基因通过歌词和调子，真真切切融进孩子心里。只要有人记得，长征就永远在路上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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